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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1-04 09:51:55 新浪博客 胡海
A Farewell to Alms, by Gregory Clark
历史书有两种，一种是故事历史，一种是数据历史。故事历史很好看（如果写得好的话），而且如果你看得足够多的话，也可能从中总结出有借鉴意义的道理。但如果你试图以故事历史来作为预测未来的参考的话，就可能有问题了。因为你很难判断这里面到底多少是真实的？还有，这些故事中，哪些是历史的必然？那些仅仅是历史的巧合？这时候，你就需要有能反映长期趋势的，有客观依据的数据历史。
可是，“数据历史”不好写，因为你不能简单地依赖于史书记载，你还需要从各种其他途径，包括考古、档案等各种资料，来进行佐证、分析。很多时候，确切的历史数据缺乏，你不仅需要努力，而且需要想像力，从间接的资料，来推测出一些数据（这时，对研究者的严谨程度，又是一个考验）。最后，这样的历史书写出来，也不像故事历史那么好看，不容易引起公众的注意。这也是这样的历史书比较少的原因吧。
幸运的是，Clark这本书就是这种以数据为基础的历史书。也正是这个原因，决定了他的这本书很难成为畅销书。大家要看的是有趣的故事，惊人的观点。而这本书里充满的是数据和图表。尽管作者也有很多极有创见的观点，但作为一名严谨的学者，他不可能像马克思这样的“思想家”那样，明确声称自己已发现了经济发展的规律，而是会给自己的观点加上很多限制和问号。所以，到看完这本书后，你可能会疑惑，作者的基本观点到底是什么？可是，如果你对“思想家”们那些看似深刻实际缺少事实验证的理论感到厌烦，如果你希望了解人类经济历史的一些客观事实的话，并以此形成自己观点的话，那Clark的这本书是必看的。你未必会同意他所有的观点，但你会从他的数据和分析中，得到很多启发。
我们都知道，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的经济和技术的发展速度很缓慢。我们也都知道，由于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任何的经济发展，很快地导致人口的增长，从而使人均生活水平，难以有效地提高。可是，当作者指出，1800年时的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与10万年前的祖先相比，没有什么区别时，还是让人觉得难以接受。毕竟，与10万年的人类相比，我们的技术水平、知识、文化，都有了翻天复地的变化，怎么能说没什么变化呢？
可是，Clark指出，即使人类的“平均”生活水平有些提高的话，但也是贫富差异加大的结果。也就是一小部分人享受到了技术发展的成果，从而拉高了平均水平。而对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任何的提高，都没人口的增加抵销掉了。对此，Clark举了很多方面的数据：实际工资没有变化（1800年时英格兰劳工每天工资能买的麦子数量比公元1800年前古罗比仑的劳工都少），每天摄取的热量、蛋白质没有变化，身高没有变化（身高主要受儿时的健康、营养和饮食习惯影响），寿命预期没有变化。
而如果从现在人们常挂在嘴边的“财务自由”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祖先很可能远远好过我们。如果以现在我们观察到的一些原始部落人群的生活方式来推测我们祖先的状况的话，他们的生活显然要比我们休闲得多，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只有3"4小时。而现代人如果加上家务、路上的时间的话，每天的工作时间（包括周末）要达到8小时以上。因此，当人类社会从游猎社会进入农业定居社会后，从技术上讲，可以是一场革命，但从生活上讲，更多的是一场“工作革命”：更辛苦了，但生活水平却没提高。
而从这种“马尔萨斯陷阱”中，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些违背我们直觉的结论：在这样的社会里，凡是能减少人口的因素，包括战争、瘟疫、暴政、苛捐杂税，都能提高人均生活水平；而任何能增加人口的因素，都会降低生活水平。事实上，经历了黑死病后的中世纪，是历史上人均生活水平最高的一个时期。
但是，Clark指出，尽管从人均收入水平上看，工业革命前的人类处于一个长期的停滞状态，但人类的“特征”，在进入农业社会后，却逐渐经历了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更勤劳（工作时间更长）、更节俭（推迟消费的意愿加强，反映在实际利率的下降）、更和平（暴力程度降低）、更有文化（识字率、识数率的提高）。而正是这些价值观的形成和能力水平的提高，导致了工业革命的最终产生，并使人类摆脱了对土地资源的依赖，最终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
我喜欢这本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者解答了我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疑惑。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解释经济发展的理论，几乎都是从制度角度来讨论：保护私产、开放市场、金融政策稳定，等等。毫无疑问，制度是重要的，但显然是不完全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制度体制下的经济体可能取得同样的高速发展，而同样的制度体制下的经济体也会有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更重要的是，如果人真的像经济学者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理性、自利的化，为什么社会制度不是自动地达到最优化呢？因为如果目前的制度不是最优的话，我们完全可以从制度优化后能取得的收益中，拿出一部分来补偿给那些受影响的人，从而使大家都受益。而我认为，Clark在这本书中，以数据，相当有力地证明了，从长期来说，制度不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Clark指出，所谓“华盛顿公识”中提出的经济发展的要点：保护私产、开放的市场、低税收等等，在历史上早就出现过。事实上，如果以这些标准来衡量的话，中世纪的英格兰比当今大部分的发达国家都符合要求。近年来全球经济的发展，经常被归因于“全球化”，实际上，这已是第二轮的全球化。第一轮的全球化19世纪中开始的全球化，最终是被一战所打断。另外，像近年印度的经济发展，被归因于市场开放，但实际上，所谓的开放，还仅仅是部分地回复到英殖民地时期的水平。
因此，在Clark看来，导致工业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不是制度，也不是科学思潮（这只是结果），而是人性的变化（文化上，甚至可能包括基因上的），变得更勤奋、更节俭、更和平、更有文化。而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在于农业社会的选择压力。
在农业社会里，如果你足够勤劳，足够节俭，你就有很大的机会逐渐积累起土地。对于这一点，任何有解放前农村经历的人都可以告诉你。小时候学《半夜鸡叫》，觉得高玉宝天没亮就要起床很辛苦。实际上地主比他还要辛苦：需要更早地起床学鸡叫。而子女的数量和文化程度，与财富水平成正比，这样，勤劳、节俭、文化水平高的人在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高。
另外，在稳定的农业社会里，回避暴力的人，有更高的生存优势。中世纪的欧洲，尽管贵族享有很特权，但由于他们频繁参与战争，预期寿命和存活的子女数量，甚至比不过普通农民。这也使得更和平、更“胆小”的人的数量，在人口中的比例增加。
从这个意义上，工业革命，是稳定的农业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再给予足够的时间，在中国、在日本、在印度这些农业国家，也会发生工业革命。但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在英格兰发生了呢？作者给出的一个解释是：在英格兰，富人的生育优势更高（最富的人比最穷的人的存活子女多一倍），而在亚洲，富人虽然也有生育优势，但没那么高，导致了富裕人口“向下流动”的速度没有那么快。
那这种差异又是怎么产生的，作者提出的一个解释是，英格兰的选择压力更大。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英格兰的人口数量没什么变化，而同期，中国通过向西南部的移民，日本通过亩产量的提高，人口数量大幅增长。
这给我们解释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思路。很多学者都讨论过为什么中国在近代会落后，为什么日本能够成功地在明治维新时期实现现代化，而中国却没能成功。如果我们以Clark提供的观点和数据来看，也许我们可以说，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文化水平基础还不够。到1800年前后，英格兰男性的识字率已达到60%以上。日本明治维新时期（1868年）的男性识字率是40%"50%。中国1900年期间的男性识字率可能是30%左右。而印度同期只有10%。这也可能是决定这三个国家现代化速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里也让我们考虑一个关于如何促进技术发展的话。现代的观点似乎更多地从“动机”的角度来讲，比如，如果“促使”企业技术更新、升级换代，如果通过专利保护“促进”企业创新的动力。但历史似乎显示：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不在于“需求”，而是在于“供应”。
英国工业革命的先驱，都是技术革新的能手。他们的发明创造改变了人类生活，但他们自己，却没有得到什么特别的回报。带动了工业革命，也是技术革新最迅猛的纺织业的回报，与其他没有技术革命的产业相比，并没更高的收益。许多创新者都是穷困而终。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创新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于创新能有更高的回报，还是在于有这种能力：当面临同样的挑战压力时，有更高知识水平的人，会更多、更成功地从创新的角度去应对。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会使资本收入的比例越来越高，劳动力收入的比例越来越低，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而现实的情况却是，与工业革命前相比，资本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例确实有所增加。但这是资本投入增加的结果。而资本回报率长期来看，没有上升，甚至有所下降。
与此同时，土地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大幅下降。主要是农地的收入比例大幅下降。但即使是城市土地，近几十年来，也基本上保持在总收入中4%左右的水平。从这点来看，除了区域性的变化外，长期来看，城市土地的回报率可能无法超过GDP的增长。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对土地的依存度降低。而且现在还有大量农地被政策性地限制向城市土地的流通之外。
工业革命后，劳动力收入比例提高是最多的。从17世纪早期的63%提高到目前的75%。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收入提高最快的是无技术的劳动力。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对资本所无法替代的劳动力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而在这些劳动力中，越是“低极”的劳动力，越是难以被机器替代，越是“高级”的劳动力则越容易替代。现代人工智能、机器人研究中最大的障碍，不是在于演算复杂的数学难题，而是如何实现我们看来最简单不过的功能：如何识别物体，如果上下楼梯。所以，电算化可以替代大批财务会计，却无法替代前台服务生。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现代工业生产的高固定成本，使得产品的边际成本降低，因此厂家有很大的动力花更多的钱用于销售，以扩大销售额，降低平均成本。因此，相当一部分收入进入“低技术含量”的销售人员袋中。
工业革命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因此也减少了社会内部的收入不均的情况。但是，从跨社会的角度讲，工业革命也加剧了贫富社会之间的差异。其主要原因在于，工业生产方式，加剧了生产效率的差异所能产生的收入差异。一方面，效率的提高，不再仅是转化人口数量的增加，还是体现生人均收入的提高上。另一方面，资本具有向高效率社会流动的趋向，从而更进一步加剧了收入的差异。
同时，现代医学的发展，也是加剧贫富差异的原因。本来疾病能在非洲一些极端穷困国家有效地限制人口数量，但现代医学救济，在增加了当地人预期寿命的同时，也降低了他们的人均生活水平。因此，从这个角度讲，对非洲的救济，无法解决他们的贫穷问题。这可能也是作者起这个书名的主要原因吧。制度改革，也无法解决贫穷问题，因为如前所述，如果没有社会基础，是无法成功的。
在作者看来，也是我原来就一直认为的，最直接、最有效的解决贫穷的方法，就是让富国开放移民，让贫穷国家的人能自由地移民到他们国家去。这比任何的捐钱、唱高调都有效得多。现在的情况是：越是发达的国家越是要紧张地建起高墙保护自己，防止自己受穷国“非法移民”的侵略。
该书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提醒我们，决定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根本因素，是人口、技术水平、劳动力素质。而有趣的是，当今社会对经济学家越来越尊重，给予他们的回报也越来越高时，经济学家预测经济的能力却越来越差了。因为在马尔萨斯社会里，我们可以根据环境、疾病、出生率等指标相当准确地估计经济水平。因为任何社会、效率上的差异，都会被人口的变化所抵销到。但在现代社会，人口不再成为制约因素，“社会特征”——人的观念、能力、态度，成为影响经济水平的重要因素。而我们对这些问题的了解很少。
按照作者的这一思路，我们也许可以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农业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考虑到目前还有相当比例的农业人口，这一发展过程应该还能维持相当一段时间。而印度，虽然比中国晚一点，但它的发展，也是一个必然。下一波的高增长热点，可能就是要来自印度了。另外，北朝鲜的开放与发展，应该也是可以期待的。因为它的社会基础存在，只是暂时受到了极权政策的干扰。实际上，你也可以认为这时候的极权政策是不无好处的：把原来还比较散漫的农民，训练成更有组织纪律的未来工人。
最后，作者还在书中讨论了经济水平与幸福度的问题。这是我们在很多心理学书中所能看到的：富有就是比你老婆的姐姐的丈夫赚更多钱。重要的是你的财富与你的对照对象的相对水平如何，而不是绝对水平。因此，尽管同一社会里，富有程度和幸福度成正比，但在不同历史时期，或跨社会来看，财富与幸福度没有相关性。我们大家都住15平方时，和大家都住150平方时，幸福度没变化。
从这点来讲，花钱搞奥运、送人上月球，很可能是能提高社会整体幸福度的。因为搞这些东西要花费很多税收，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发展速度。但只要这种影响是整体的，那社会整体的幸福度不会降低。与此同时，只要这些项目对社会整体的幸福度影响是正面的，那综合效果就是提高了社会幸福度。-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这里参阅我对这本书作的一个更详细的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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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6 21:37:33
